澳門以旅遊娛樂業帶動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，但快速基建常往往與環境保護有着明顯矛盾，如何平衡兩者成為關鍵。本期《新澳門經濟》聚焦環保議題，分析政策、生態保育、制度落差與未來方向，探討在有限土地上推動綠色轉型。

澳門作為以旅遊和娛樂業聞名的城市，其城市建設步伐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連。然而，快速的基建開發往往與環境保護有着明顯矛盾，兩者的平衡成為了社會發展的重要關鍵。本期《新澳門經濟》為各位讀者帶來一個關乎城市未來的重要議題——環境保護，全面分析澳門當前的環保政策發展、生態保育、制度落差及未來方向等，探討城市如何在有限土地上實現綠色轉型。

環保政策的發展

回顧澳門的環境保護政策發展，1989年立法會通過《澳門環境綱要法》，標誌着澳門環保工作邁入制度化階段。法律訂立了環境委員會，政府正式擔起主導角色。

回歸後，環境委員會歸為運輸工務司管理，並於2009年升格成為局級機構，以突顯環保在政府中的重要性。其後隨著澳門經濟發展迅速，環保的工作逐漸受到關注，政府先後通過《保護臭氧層條例》、《噪音法》、《建築廢料管理制度》、《限制提供塑膠袋》行政法規，使環保更具法制化。

隨着澳門在環保政策上已逐步建立制度化的架構，其中以《澳門環境保護規劃》成為澳門整體環境保護政策的指標，首份規劃——《澳門環境保護規劃（2010-2020）》以十年為基礎，推出從環境污染防控、生態保護，到區域環保合作等大量工作，並成功完成九成計劃。

過後，隨著國家已將「做好碳達峰、碳中和工作」納入重點任務，陸續提出碳達峰、碳中和的承諾，將綠色低碳發展推向快車道。澳門2021年制定的《澳門環境保護規劃（2021–2025）》

中亦緊隨國家發展，新的規劃中強調提出四大方針：共同應對氣候變化、加強污染治理、保育生態環境，以及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發展框架。

一系列政策實施近五年，根據運輸工務司司長譚偉文在2025年11月公開說明，這一階段的政策執行「整體達標」，在空氣質量監測、能源效率提升及城市綠化覆蓋率等方面均取得階段性成果。

工程發展與生態修復

然而，隨着澳門經濟急速發展，快速的基建與土地開發往往帶來明顯的生態代價——濕地退化、綠地減少與環境承載力下降問題出現。

社會日逐漸關注到生態保育的議題，尤其在氹仔、路環等地區，對原有生態格局產生干擾，如何在發展與保護間取得平衡已成為澳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課題。

「澳門的環保工作必須從『全覆蓋』政策視角出發，不僅聚焦污染治理，也應重視野生物種與濕地保護。」澳門自然生態研究學會會長梁冠峰談到。

「如果對比上世紀初，澳門現時有三分之二土地依靠填海而成。這百年的土地變遷雖帶來了經濟繁榮，但同時對海岸線與原始生態造成了深遠影響。」

「這樣的背景使得澳門必須持續尋找發展與補償的平衡。」梁冠峰坦言，正因此更應在城市規劃中納入前瞻性的生態設計。例如在工程後期補償、濕地修復與生物棲地重塑方面，澳門應發揮更多科學創新與公眾共識。

龍環葡韻——生態保育的參考

澳門政府近年強調「智慧宜居城市綠色生活實踐」，工程規劃不再單純以經濟效益為唯一目標，而是要求同時考量生態修復與文化延續。而這一理念其實早在龍環葡韻整治工程中得到具體體現。

龍環葡韻原是澳門氹仔一片廣闊的紅樹林濕地，與後方五幢殖民時期葡式官邸（現為博物館群）相映成趣，是觀鳥勝地，但自路氹填海與多個度假村的興建，濕地生態嚴重受損，紅樹林大量枯死。

有見及此，政府在2000年代起展開復育工程，恢復湖泊水質、種植原生濕地植物，並修復葡式建築群，使之成為文化保育與生態教育並重的典範。

梁冠峰在當時參與有關規劃，曾帶領團隊參與本澳「紅樹林」濕地修復工作，特別是原生的「紅樹林」生態，並採取當年先進的大樹移植技術，將原生的「紅樹林」移植至新地點，從而降低了生態修復過程的難度。

「當時在世界上幾乎沒有成功案例，我們嘗試在退潮時移植，困難極大。」最終，團隊成功讓移植的紅樹林在新地點存活生長，該項技術甚至獲得國家專利認可，成為快速生態修復的標誌性成就。

他表示，這一經驗顯示澳門即使土地狹少，仍具備創新與實踐生態工程的潛能。

而龍環葡韻博物館區是澳門生態修復與文化保存結合的代表案例。梁冠峰提到，該區原位於濕地邊緣，經多年調整後，逐步形成兼具觀光、文化與生態功能的空間。

「我們在現地考察後發現，蘆葦與荷花在淡水與微咸水域皆能成長，但生物多樣性仍需維持，因此我們設置了生態池，改善水質並恢復濕地功能。」

龍環葡韻如今不僅是文化景點，也成為路氹區生態教育的實踐地。他補充說：「能在這麼狹小城市中看見黑臉琵鷺停歇，是這些年持續保護努力的成果，也體現出澳門政府在生態保育上的堅持。」

源頭減廢

除了生態保育，近年來源頭減廢是澳門甚至是全球各地政府不斷強調的環保措施。根據《澳門環境狀況報告（2024）》顯示，澳門城市固體廢棄物量已達52.6萬公噸，較2023年增加5.1%，人均垃圾量上升至每日2.1公斤，與疫情前的2019年水平相當。數字揭示出一個體積有限、人口密集的城市在生態挑戰下的掙扎。

儘管本澳具備焚化設施，雖能有效降低垃圾體積，卻難以根治問題。燃燒過程中產生的飛灰與爐渣仍需妥善儲存與後續處理，否則可能造成環境污染。更重要的是，焚化屬於「末端處理」方式，未能從源頭減少廢物的生成。

正因如此，政府多年來推行「源頭減廢、資源回收」作為固體廢物管理的長期政策目標，盼以制度與教育齊下，建立循環經濟的基礎。

目前澳門的回收體系以三色資源廢物為主要分類，即紙類、膠類及如鋁等金屬罐類。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進出口數據顯示，近年該三類物料的回收率維持在18至20個百分點之間，表現相對穩定。

回收物由政府設置的收集點集中後，交由具備專業資質的承辦公司負責分揀、分類、磅重、壓縮與打包，再運往鄰近地區進行再造利用。整個過程確保可回收物不會被混入生活垃圾後送入焚化中心，體現了城市在監管與執行層面的努力。

此外，為擴展回收項目，環境保護局自2016年底推行「廢舊電池收集計劃」，至今已在全澳範圍設置超過1,300個收集點，分佈於學校、商戶、住宅大廈以及公共部門設施內，讓市民能方便地投放含有害成分的電池，減少其進入一般垃圾渠道的風險。

2018年起，環保局又舉辦「回收月餅盒好Easy」活動，以節慶文化為契機推廣分類再用的概念，不僅增強了公眾參與度，也讓「從源頭減量」的理念更貼近日常生活。

企業與社會的永續責任

除了政府角色之外，企業與社會公眾的參與同樣是推動環境保護的重要力量。近年來，澳門的酒店和旅遊等產業紛紛引入ESG理念（環境、社會與公司治理），將環境責任納入企業營運策略。

部分大型酒店推動節能減排，例如引進高效能照明設備、廚餘分解系統及中央空調節能監測；部分中小企業則積極採用再生包裝材料或回收再製商品。

然而，ESG在澳門的整體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。根據學界觀察，不少企業將其視為形象策略而非長遠管理制度，導致落實程度不一。因此，政府可進一步設立ESG評估指標及稅收激勵政策，促進跨產業協作。

對社會層面而言，市民的環保意識決定了制度改革的根基。澳門近年舉辦的社區減廢比賽、學校環保教育計畫及再生物品市集，逐步培養公眾的綠色消費習慣。但若要真正推動循環經濟，還需建立更完善的回收體系，例如在主要住宅區增設分類回收站，並以數碼記錄或積分制度激勵參與。

企業、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將決定澳門永續發展的深度。唯有當企業責任與社會意識形成共鳴，澳門的環保藍圖才能真正從政策文本，轉化為具體行動。

未來，不只是澳門的環保

放眼未來，澳門的環保工作已不再局限於城市本身的改善，而是積極融入國家生態文明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布局。特區政府已著手制訂《澳門環境保護規劃（2026–2030）》，將「減少污染」與「推進減碳」作為兩大核心任務。

且配合國家「碳達峰、碳中和」目標，制定本地溫室氣體長期減排策略，明確在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峰值，並在2050年前推動主要領域——特別是電力與陸上交通運輸——達至近零排放。

這份新藍圖不僅承接上階段的成果，更標誌著澳門將從單純的污染治理，走向結構性低碳改革的嶄新階段。

融入國家大局，意味著澳門需以區域合作為依託，共建綠色共生的灣區空間。

展望未來，澳門仍需在政策執行與生態導向上加快步伐，以灣區合作為契機，打造區域性綠色網絡。期待不久的將來，在灣區的生態地圖上，能清晰看到屬於澳門的一抹綠。